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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两个月里，我觉得天空更蓝了，草地更绿了，阳光更灿烂了。这个礼拜我在写一本新书，为了起个好头，我暂时不想在公司里看到你。

    事实上，李三没把话说完。那个作家，我们称之为“那个人”，是个极其难缠的家伙。他的可怖程度，很难用简简单单的几件事讲述清楚，唯一恰当的比喻是，哪天他寿终正寝上了奈何桥，孟婆一见到他就会自己把汤给喝下去。去年，他来南方续约，老板“偶染风寒”，让李三找他谈。整个下午，会议室的门紧紧关着，里面半点声音也没有，仿佛整个世界在那扇门后面死去了。到了五点半，门才缓缓打开来，那个人像普度完苍生的上帝一般飘飘然移出会议室，以“好了你们的感恩我收到了，平身罢”的姿态离开公司。过了好一会，李三才出现在会议室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夹着刚签完的合同，小膝盖咯咯颤抖着，整张脸跟雷劈过了一样。

    合同签了三年，合同期内除了定时检查工作进度，大且不会有什么问题，领导们乐得放手不管，让我们这群小出马。田忌赛马。

    公司订的宾馆地段偏僻，计程车兜兜转转，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才找着。到了房间，我便一头扎在床上，累得动弹不得。十二点，我收到一通电话和一封邮件。电话是大老板的助理打来的，说他在外地出差，得礼拜五才能回来。此外，那个人发来一封寥寥数字的邮件。上面写着：周一周二可能有空，等我消息。

    然后他放了我两天鸽子。

    那两天，我无事可做，也不想出去。B城天气糟透了，终日里烟雾蒙蒙，很多时候都看不见对街的建筑。路上很少有人，偶尔冒出几个，都抄着双手，埋头匆匆走过。脸上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双眉眼，眉头拧巴在一起，好像对生活厌倦到了极点。到了周三清晨，雾霾终于散去了一些，街上显露出零星几点色彩，车，广告牌，行人的衣裳，不消多久，狂风卷着黄沙又丝丝拉拉吹了过来，所有的人，所有的色彩，如海市蜃楼一般又消失在昏黄的尘土中。两根光柱从远方灯塔上抛射下来，如同夜海中救生艇上的手电筒光，不分昼夜，漫无目的地在沙海中飘摇。灯光打到半空中，就被混沌的灰黄色吞了下去，半声回响也没有。

    鹿男在电话里问我过得怎样，我环顾四周，顺便望了眼窗外毫无起色的天气，告诉他说：白纸般浆硬的单人床、深棕色的圆形茶几、玻璃烟灰缸、棕绿绒垫沙发、组合咖啡、瓶装纯净水、环形清喉糖、热气腾腾的冰箱、蓝色塑胶包装的网线电缆、数字惊人的价目牌、结满茶垢的电热水壶、形同绑腿带的备用卷筒纸、门缝下悄无声息翩然而至的夜总会广告、浅灰网络信号上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在这儿的生活，它已经被一系列客观具体的物件代表了，它缺乏可陈，它操蛋。

    挂下电话后，我跳回床上，来回调台。屋里没点灯，昏暗的天色下电视屏幕每秒跳动一下，在空乏无尽的烟尘中鲜艳得不切实际，像从迟暮的妓女脸上洗下来的妆料，腌脏而沉重。天气预报，新闻，电视剧，娱乐节目，天气预报，污染预警.....才过了两天，我就想家了。随着有限的时光在这呛人的天气下无限伸展，这种念头正如泥淖中的车轮一般势不可挡地愈陷愈深。

    我摸着冷冰冰的枕头，想着鹿男一起一伏柔软的肚子，女主播机械式的声音中，我想起鹿男念书和吃苹果的声音，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