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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慈善。”

    谢兰生沉默了。

    祁勇又说：“我是摄影师，不是制片，也不是导演，基本只能挣个周薪，赚不到吆喝。你的能不能在电影节上引起关注跟摄影师这些幕后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抱歉，我目前还没伟大到不要工资拍公益片。再说了，世界上的公益多了，我就是想拍公益片也不会跟新人合作。你这片子十有八九在哪儿都不能上映，拍了干嘛？自己看吗？你可能还不太知道吧，想到欧美参加电影节是需要有人脉的，要有知名制片、导演把片子给组委会看。你没人脉，莘野应该也没人脉，所以，您还是请一个月拿1000人民币不委屈的吧，啊？行了，拜拜了。”他现在手里上有一大堆故事差不多、团队更好、周薪两万的电影在等着他接，实在没有任何必要答应这叫谢兰生的。

    “喂……！”谢兰生不想放弃，又努力地说服对方，未果，最后只能像祁勇说的那样，先拜拜了。

    然而谢兰生不甘心。祁勇掌镜拍的电影他之前也看过几部，最近几天咂摸咂摸，觉得对方水平真是好——罗大经是不过不失，祁勇却能美化画面。现在已经联系上了，他并不想轻易放弃。见过祁勇的实力后别人他都看不上了，或者说，看得上的联系不到，联系得到的又看不上。谢兰生觉得，怎么也得实在实在走不通了再谈回头。

    于是，谢兰生又拜托莘野帮他打听祁勇的事儿。

    大约一周后，谢兰生从莘野那儿意外得知一个信息：祁勇这人还挺爱国的。因为想要挣些美金，他在1979年留学美国，毕业后就留在那了，然而本质是没变的。他那代人有强烈的“我与祖国”精英思想，更何况，祁勇是1958年4月22号出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落成那天，可想而知，他周围人肯定不断向他提起这个巧合，某些东西根深蒂固。到美国后，他加入了华裔组织，还参加过不少活动，支持、声援大洋那头在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亚运会。

    “……”谢兰生想试试了。

    他请自己远在深圳的好朋友拍了一些深圳特区的照片寄给他。

    1991年，深圳年轻而又繁荣。

    1980到1990这10年之间，深圳人口从33万人到了165万，GDP从2.7亿元到了172亿，人均GDP也从1000元到了10000，其中主要是靠出口。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打工”的地方，打工仔和打工妹们涌入深圳寻求机会，而别处呢，还执行着“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传统农民只可以去乡里的厂、镇上的厂。

    总之深圳这座城市与过去是天壤之别。

    朋友很快寄来照片。

    谢兰生跟莘野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两边看。

    谢兰生先拿起一张，挺满意，对莘野解释：“看，这张上面是中英街。”他在报上看到过，“中英街”人越来越多，平时每天一万人，节假日每天十万人，人们疯狂购买洋货，再隔海看看东方之珠。

    莘野看看，其实觉得也就还好。顶奢他都用腻歪了，LA的品牌要多多了。

    “唔，”谢兰生拿起第二张，仔细看。照片上，火车站的马路对面竖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百事”“七喜”，而不再是各种标语了。这些品牌正式进驻，不只是在中英街了。

    第三张照片则是在深圳口岸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