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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帮他宣传的有上台表演的水准。我不知道姚为什么要否认。又例如，姚会刻意提及高一的时候我总把笔记借给他，甚至夸张到出现“考试的时候若不是小锺罩我，我大概又要留级一年”这种说法。

    换我不知道该否认还是附和。我并不喜欢被说成爱作弊的学生，不管是罩人还是被罩。就算要更正这种小事，有时也可能扯上并不想让旁人知道的事实做佐证，只好任他这样形容他与我的交情，放弃了反驳。

    我相信姚不是记错，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那种默契。我会罩他。

    秘密从不会安分地与灵魂共存，它永远在伺机何时灵魂的破绽出现，打算裂帛毁身而出。唯一仅有可用来驯诱秘密这只凶残怪兽的武器，只有谎言了。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开始学习摸索着锋锐的锯齿底线边缘，看顾着彼此，谁也不可以被割出流血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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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 文化在一九八?年代的台北，仍是带着遥远的越战遗绪，主要林立于中山北路双城街一带。师大公馆那附近的几家相对就因陋就简居多，躲在一些不起眼的旧楼上。离开了位在西门町的民歌餐厅，吃过消夜，通常阿崇会开车先送姚回汀州路上的学生套房，再开往新店，在我家巷口把我放下。

    但是那天晚上放下姚之后，阿崇突然提议要去师大那边的小 PUB 喝杯酒。

    在此之前，我从未涉足过任何酒场，顶多去了林森北路的地下舞厅灌过几回啤酒。阿崇熟门熟路地领我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坐进了满墙除了几张西片海报外别无装潢的小酒馆，为我点了生平的第一杯调酒“螺丝起子”。

    店内客人不多，一台 LP 唱盘音响放的是当年夏季红遍大街小巷的那首（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早已习惯的三人行突然只剩我俩，一切仿佛退回了高中生故作成熟的原点。听着辛迪尖着嗓欢唱着喔喔喔女孩们只想要玩乐喔喔喔，酒精慢慢开始发挥功效。有时光看着阿崇嘴巴一开一阖，不明白他在说啥我就傻笑混过。那到底这些女孩想要怎么取乐呢？男孩们又去哪儿了呢？

    很快就喝完了第三杯。但我仍问不出口，为何没有邀姚一道，反而是先把他送回去而单独留下我呢？

    “……跑去印刷厂，冒充是会长交代，然后就把我们这一期要出刊的头题给换掉了！”没听见阿崇的上一句，抬眼只见他无预警的一脸愤怒，“……学校里有特务！”谍战电影里才会听到的台词，从阿崇口中说出来有种奇怪的喜感。问他原来要登载的内容是什么？“国建会”浪费公帑，进行一党独大的政治收编！他说。

    以为自己听错，不是一个多月前才看见他因为躬逢其盛而得意洋洋？他说，那是为了要了解真正运作的过程，只有实地去参与才能提出强而有力的批评。原来如此。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平日我虽都不插嘴，但听多了也大概摸清楚他们在进行的是一场怎样的角力。关于姚的身段灵活与足智多谋的事迹，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只是当事人不在场，少了两人一搭一唱把他们口中的教官走狗再痛骂一顿，阿崇继续吹擂的兴趣显然也不高，于是讪讪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短暂的无语空白，我们中间仿佛仍坐着一个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