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五章 凉州织密网，乱世奏华章上 (第2/3页)

马行，并于凉州各郡县当地，甄选出一批可培养为秘谍之子弟。”

    满宠凤目中闪过一丝赞许。

    “史阿，你务必牢记，某等如此，绝非仅针对凉州一隅！”

    其人站起身，负手望向西北方向。

    “大汉失西域，已达百年之久，丝绸之路早已断绝。某等在凉州扎根布局，目的正在于此！

    若非卫将军重视凉州，并已看透凉州潜力，某以为，凉州之民或将迁至关中，使凉州沦为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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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史阿，你我皆应尽力避免此事！”

    宠哥嗅觉果然敏锐。

    历史上三国曹魏时期的凉州，正是如此。

    史阿正色应是后，有些尴尬地抱拳道。

    “满使君，仆尚有一事需禀明。”

    【作者题外话】：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一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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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今陛下）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汉书五行志》

    此处“票轻无谊”，即“剽轻无谊”，泛指亡命徒。

    看上去“客”的身份变化，似乎与他们的个人素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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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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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如此“强汉”，不亡才怪！

    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三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奴客可以有多种身份变化。

    从糜竺与陈登的案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