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反覆名藉藉，一朝天下知终 (第3/4页)

的特别礼遇，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刘邦之女，张敖之妻）故，不宜有此。上（指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汉书张耳传-附传》

    （英布）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书英布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祖之风”，并非简单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含有“诛戮功臣”的凛凛杀机。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廿四史札记》

    刘邦如此，刘备亦然。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对黄权的厚待；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雍茂时的刚愎猜忍，更极少着眼于刘备“礼贤下士”时的历史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刘备礼贤下士，无一例外都在式微之际。无论是与田豫、赵云诚心相交，还是宽慰糜竺“兄弟罪不相及”，抑或赦免黄权、孟达等叛将子孙，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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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刘备的弘毅宽厚，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一步恶化。

    反过来说，一旦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一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

    秦国重臣尉缭，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东汉陈留，后世开封）尉氏县人，以地为氏，疑似《尉缭子》作者。

    其人之言，可信度极高。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始皇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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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

    更合理的作法，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

    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一面。

    刘备早期以“武勇”著称，也有过“怒鞭督邮”的血性过往，还因为“反复无常”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

    平原刘子平知（刘）备有武勇。--《典略》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英雄记》

    诚如前文所述，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得志之时，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

    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一面。

    张裕是刘璋旧臣，曾于座上讥笑刘备“无须”（即没胡子），因此刘备“尝衔其不逊”，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指怀恨）其不逊。--《蜀书周群传-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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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

    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按《周群传》的记载推断，当为建安二十四年（219）。

    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谏争汉中不验”。按汉中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为刘备所得，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不验”，可知张裕之死，当在此年。

    （刘备）忿其漏言，乃显（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蜀书周群传-附传》

    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争汉中不验”，但彼时人尽皆知，张裕之死，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

    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一人。周群亦曾谏阻，但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见《杨洪传》），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

    （刘备）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周）群言。于是举群茂才。--《蜀书周群传》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