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 军令至，战将启中 (第3/4页)

，伏完才会派这厮过来结个善缘。

    至此，赵旻虽只问了三个问题，但已通过这藏不住话的伏雅，了解到了许都如今的概况。

    由荀彧提出、曹操完善的步卒骑马奇袭之计，为何让赵旻、鲁肃如临大敌？又为何让算无遗策的荀攸都大为赞赏呢？

    因为汉末三国，或者准确来说，在两宋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行军时几乎都是人甲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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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在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一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关于这一点，在陈寿先生的《三国志》中记载甚多，绝非孤例。

    由此可知，此事是惯例。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一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二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建安十二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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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二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顺嘴提一句，如此险些让曹老板“薨”掉的妙计，正是郭嘉所献。

    曹老板回许都后向当时的反对者们深深致歉…这点前文提过，不再赘述。

    而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老板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到无以复加，惟有孤注一掷。

    云某之灵感，便来源于此。

    建安二年（197）张绣初降。曹操纳绣叔母，又勾结张绣侍卫（胡车儿），阴怀奸计。绣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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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绣变乱前夜，谎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张）绣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傅子》

    可知“车”平日确实有“装载甲胄”的功能，而张绣以“车少而重”（存储空间不足）的理由，使部曲披甲，一举破曹。

    侧面也可看出，进驻宛县以后，执勤站岗的曹军士兵应该是不披甲的。因此张绣才能一击得手。

    此事前文也提过，曹老板根本不想纳降，他就是想杀张绣，此处同样不再赘述。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调关中军民赴汉中助战，结果激起变乱。彼时关中护军（即监军）赵俨，正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外，听闻叛乱四起，惊得“被甲持兵、不复自安”。

    （赵）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可见在行军途中，士兵不仅不披甲，恐怕连